一位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后得出的结论却让人意外。所谓的小姐，说的书面些，就是指那些不被社会大多数所认同的性工作者。但是看完下面这位女博士多年来对小姐这个群体的研究，或许会让你的看法有所改观。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会选择当小姐 性工作者不为人知的一面下面的小编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说说吧!

女博士丁瑜

2014年2月，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后，东莞警方重拳出击涉黄场所，并引发全国性严打涉黄犯罪活动。如今已逾三年。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学者丁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她们同吃同睡，在丁瑜的笔下，结论有点让人意外：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物质利益并非她们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曾就读于香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等。

丁瑜：纯属偶然。在英国读硕士时，有一门课程要求分组做报告，我们小组被分到了娼妓问题。查资料时，一位英国作者提到，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看起来权力很大，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时刻，但在资本主义环境里，她们是不太自由的。前半部分的论点，让我三观颠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群人还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权力。当时也会和宿舍同学讨论，她们有的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有的说应该合法化，然后抽税。我当时觉得挺新奇。到了申请香港大学博士时，想到了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丁瑜

和小姐住了大半年

丁瑜：那是在广州，我一个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女孩到了，我朋友躲进房间。女孩看到我有点懵。我解释，我是做研究的。她还是有点羞涩、尴尬。我问一堆问题，她只回答“嗯”、“是”、“哦”几个简单的字，这种奇特的场面持续了大约半小时。

后来，她看了我手里的访谈提纲，发现问题都很常规，比如家乡在哪里，在城市的生活什么样子。她明白了，我的目的很简单。态度就好一些了，局面打开了。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约出来吃饭。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是和别人合租。我当时二十五六岁，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她们也会看电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逛街买东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区别是作息。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换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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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

丁瑜：有。跟着“大姐大”，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我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说我是她的人，不要为难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也不会刁难我。导师说我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真有问题，也会有人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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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性工作者” 她们更愿被称“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学术的名词，不是特别口语化。“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性这件事，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她们觉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小姐”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

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惨，她们做“小姐”，能赚更多钱、更轻松，比女工好。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们对“小姐”这个身份，既觉得没什么，又觉得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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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更看重物质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写过，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她们会给自己投资，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以换取更好的报酬，或许并没有转行，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稳定。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