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达到人生巅峰、只有36岁的保罗·卡拉尼什，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于是，我去找我的保健医生。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36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很多医生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手机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一種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等工作强度降低，我的背痛也会减缓。

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175磅急剧跌落到145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我和妻子很早就安排好去度假，到纽约去找几个老朋友。我对自己说，如果最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