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我在日本剧场观看稻垣浩先生反映弱智儿童生活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课桌远离大家，他单独坐在一旁自顾自地玩。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的忧郁，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员工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身，但突然一阵恶心，我差点儿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一辆车把我送回了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我就想起了那些我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在森村小学上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纯粹就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陪我来上学的家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的那种程度，但智力发育得很晚是不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就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作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

上课时老师常常望着我这边，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或者说：“这对于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望着我嘿嘿窃笑，心里便非常难受。然而更令我伤心的是，正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明白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的朝会上，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的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我好像一听到老师喊“立正”就紧张，以致晕倒。我就这样被抬到醫务室，被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过来，俯身看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我却没接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样很有趣，所以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的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把砸在我身上、让我心烦的球拾起来，然后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慢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一种罪恶的行径。

因为孩子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5岁时就像7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便有虽然已经7岁但只有5岁孩子的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因人而异，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7岁的时候就是那么呆头呆脑的。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我情不自禁地把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忽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的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我转学到黑田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像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的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