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忆 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者脑部受到碰撞后，遗忘了一些自己不愿意记得的事情或者逃避的事情或人或物。根据此题材也产生了很多相关的影视作品。选择性失忆，在心理学讲是一个防御机制。

通俗的说，假如人遇到一个强大的刺激，这个刺激让这人无法接受。那么，潜意识他就会选择忘掉这件事情，就会形成“选择性失忆”。

但是，虽然表面上似乎是忘掉这件事情，可它的阴影还是存在的。做事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受那件事情的影响，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心结。

人民网：应对难民危机不能“选择性失忆”

愈演愈烈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近来，联合国难民署还专门为难民问题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加强国际团结。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外国媒体一方面置其他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贡献于不顾；另一方面却在涉及本国政府责任等问题上语焉不详，不免有“选择性失忆”之嫌。

失忆之一：对难民危机的根源讳疾忌医。

如果处理一个发炎流脓的伤口，只是用纱布去止血，却不给它消炎缝合，那么用再多的纱布也无济于事。解决难民问题亦然。叙利亚内战导致1200万叙利亚民众背井离乡，这是叙利亚难民潮的真正源头。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再不正视难民危机的根源，及早调整政策，平息战火，帮助叙利亚战后重建和发展，那只会导致新难民源源不断地产生，更多无辜的人会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让悲剧不断重演。

失忆之二：对自身在难民救助上的举步维艰不敢正视。

欧盟内部关于接收难民的争执、推诿一直不绝于耳，去年达成的16万难民安置配额尚未落实，刚刚与土耳其达成的“一换一”协议也招致部分成员国抵制和反对。美国一方面称“欧洲会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

一方面隔岸观火，其今年计划接收的海外难民中仅1万名来自叙利亚，与1200万叙利亚难民以及更大数字的流离失所者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失忆之三：对难民的需求充耳不闻。

部分国家称难民应由各国分摊安置，似乎觉得把难民往其他国家分送出去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难民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不仅仅是找一个栖身之所，还要考虑家庭团聚、地理远近、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种种因素。

简单机械地搞“一刀切”，把难民家庭分崩离析地送到异国他乡，不但无法满足难民的需求，反而可能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失忆之四：对其他国家的贡献置若罔闻。

在扶危济困中，把捐了多少钱作为衡量贡献的唯一标准未免过于片面。金钱从来不是解决危机的“万能药”。联合国难民署每年用于难民保护和救助的经费高达数十亿美元，仍无法满足源源不断产生的新难民的需求，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难民问题上，中国一直呼吁要标本兼治，不仅向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国家提供了多笔援助，而且还更具建设性地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相向而行。这些付出的价值与意义，并非用金钱所能简单衡量。

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问题上的口号是“国际团结、责任共担”。其要义是：国有大小、能力有强弱，大家应加强团结、互相配合，各尽其力、取长补短，为解决难民问题做出各自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才是应对难民危机的正确态度。

反观某些国家，在自身需承担的责任上假装“失忆”，却一味指责他国，这样只会破坏团结，无助于难民危机的解决。

著名历史学家兼传记文学家唐德刚，曾给很多名人写过传记。他在史学界名气很大，以史料权威、态度认真著称。他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写史方式，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不过，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一个秘密，他采访过的这些著名民国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选择性失忆——能给自己添彩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说起来眉飞色舞；而对于自己不大光彩的事，却“想不起来了”，或“记不清楚了”。他笔下的传主胡适、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全都如此。

唐德刚回忆说，给李宗仁作《李宗仁回忆录》，采访时很搞笑。李宗仁说得正起劲，满嘴喷白沫，唐德刚就不客气地打断：“你这段说得不对，1927年你没在这个地方。”李宗仁气得直翻白眼。过了一会儿，李宗仁谈兴正浓，唐德刚又打断说：“这里面有个事情你没说。”李宗仁就恨得青筋直跳。待唐德刚再打断的时候，李宗仁忍不住怒喝：“我说怎样就怎样！”每次都不欢而散。

为给张学良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唐德刚准备了详尽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做足了案头工作。每当张学良骂骂咧咧瞎说一气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出资料来更正。面对白纸黑字，张学良无话可说，只好支吾道：“好吧，可能我记错了，就按你说的来。”

其实，这事古已有之。不妨再看看康熙的“回忆录”。1719年，康熙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318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先说这打猎过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随康熙打猎，他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描述道，成千上万名士兵把那些动物轰出来，赶到康熙前面，让他射猎，而虎、熊那些猛兽，则是被打得差不多了，最后再让康熙补上一箭，功劳自然也就记在他的名下了。再说这数字的真假，据动物学家介绍，中国北方自然界里，虎位于食物链最高端，数目最少，平均要有两百头鹿、一百头野猪的规模，才能养活一只老虎。而康熙的猎物表上，虎与麋鹿、野猪的数量是严重不成比例的，换言之，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这种名人的“选择性失忆”，倒不是他们格外不诚实，其实也是人性的普遍表现。且不说那些历史名流，就是咱老百姓，也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过去，不愿意提“走麦城”“马嵬坡”的不堪，只不过没人采访、写不进书里罢了。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不论古今中外，个人回忆录的“误差”都不小。这里边既有刻意回避的原因，也有“选择性失忆”所致，结果是不少回忆录都成了自我表扬、自我拔高的欺世之作。书中对自己不利的大都不讲，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自己有利的则大讲特讲，甚至不惜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功劳可以格外渲染，以一当十；错误尽量文过饰非，三言两语。与人有隙，皆是别人的毛病；关键时刻，唯我老人家力挽狂澜。只可惜了那些虔诚的读者，花了钱，搭了工夫，看到的却是伪历史、假史实。

时下，名人回忆录满天飞，其中固有唐德刚执笔的可信度较高的真品，自然也不乏充满“选择性失忆”的半成品。毕竟，像卢梭在《忏悔录》里那样，敢自揭疤痕、自损形象的，迄今不多。因而，史学界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要找完人，就看回忆录；要当圣贤，就写回忆录。”而依我管见，如欲求其真，不受蒙骗，读回忆录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大事表，读大事表不如读日记。